一枕书梦说胡同

    ■马国兴

    朱航满先生的《一枕书梦》，记录他近年访书、读书、编书结下的书缘与人缘。我与他年岁相近，交游相似，阅历相仿，因此读来颇为亲近。

    且说胡同及其创办的布衣书局。在《我与布衣书局》一文中，航满先生写道：

    我有三本小书，都做了毛边本，也在他那里出售。其实在我看来，能在布衣卖书，本身就是一种荣幸，说明能被这个特别的读书群体所接受。记得《雨窗书话》出来的时候，我请出版社做了 一些毛边本，但他们做的，与普通的毛边本完全不一样，不是那种毛茸茸的书页，而是将书边打毛，有一种很特别的书卷气息。记得布衣在做推介时，写了这样一段话：“本书不同于一般的毛边书或光边书，而是采用打毛工艺制作，毛状书口。此种书口打毛工艺曾被用于二〇一九年‘世界最美的书’《江苏老行当百业写真》。这种独特的制作工艺，与此书古朴雅致柔软的书卷气息十分契合，是设计师的一种创作作品。”

    我的《我在郑州挺好的：父子家书（1992—2001）》，也曾做过这种毛边本，事先签名钤印，随后在布衣书局上架。商品详情里有两则特别说明：“本书为毛边本，涉及非标准化生产，包括但不限于切割、封装等环节可能会对毛口产生轻微瑕疵，特此说明。请过于在意者谨慎下单。”“本书书口三边的毛口是打毛的，每页都能掀开、不用裁开。”值得一提的是，此书与《雨窗书话》同为陈卓策划编辑，均由周伟伟装帧设计，皆在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。

    说来惭愧，我在布衣书局买书，屈指可数。2022年元月，沈昌文先生去世一周年之际，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推出纪念文集《大哉沈公》，其中收录有我的《沈昌文先生的郑州往事》。收到样书之后，我又在布衣订购数册，分赠师友。此处销售版在书名页加盖有《读书》编辑部的印章，颇有意义。其包装挺括妥帖，在我的购书经验里，唯有读库可与之媲美。诚如航满先生所言：“那种作者签名和盖印的附加行为，以及极为细心的包装，则带来了一种特别庄重的仪式感。”

    航满先生提及，那些年胡同坚持写贩书日记，并将其贴在网上。我由此想起一件往事。

    我与胡同同龄，虽在网络上时有交流，但至今缘悭一面。不过在2016年，缘于李恒的创意与执行，我们得以在天津蚂蚁和海洋书店出品的《贩书记》里同框。

    阅毕李恒的编辑手记，我才领会他的良苦用心。此书收入在新华书店旗下科技书店工作十九年（1977年至1996年）的菲女士的口述文字，在郑州三联书店工作五年（1996年至2001年）的我的日记，以及胡同的十一年（2005年至2015年）贩书日记。他补充道：“其实从2002年，胡同就已经在网上卖书了，这样看来，简直是‘无缝对接’，这样的巧合，让人幸福得直哼哼。”三个人，三种业态，串联起近四十年书店的历史。

    对于我那十余万字的整理文本，李恒细阅后，确定以我的成长经历为线索来选择，并从中摘录如下一段话，放在篇首：“那是我最难忘的时光。时隔多年，我依然可以从字里行间，感受到自己拔节成长的痛苦和欢乐。”受此启发，后来我为父子家书撰写旁白时，便采纳他的编选思路。

    而胡同的贩书日记，仅前十一年，篇幅就数十倍于我的。李恒在其2005年8月3日日记里找到主题，即挑选事关老读书人的故事与生活，最终精选四十三篇，并以胡同的《2005年的梦想：一个属于自己的笔记本》作为引子，合计三万余字。转引其2011年1月11日日记，可窥一斑：

    今天整理的书是两个月前从一位学者家收来的。他们夫妇都是历史学家，不过她的先生 已经在十多年前去世了。她与我母亲同龄，觉得自 己很难再专心搞学术了，又觉得书闲置在自 己的手里有些可惜，因此在一年前联系了我，收拾过后，把其中 的一部分卖给了我。当然，这里面也有一个东风，就是她把老房子简单装修了 一下，否则，她还是下不了决心处理。家里地方小，她放在门 口 的《四部丛刊》《四部备要》，已经整箱整箱地被勤快人搬走了。她不无遗憾地跟我说，同事有买到他们家藏书的，来问她，她只能苦笑。她这些书，凡是涉及别人赠送的，不管是个人还是机构，她都用钢笔写上一句话：好书大家读，胜过一人用（大意，具体词句每书稍有不同）。她在卖给我书的时候，还遗憾有些没有写上这句话。我说：我去给您刻方章子，把没有写的都盖上，让大家都能明白您的心意。现在这个事情还没有做，所以有些带签章的，先留一下，刻了 印章之后再卖，不能食言。我跟录入的小刘说好，这些书里夹的所有签条，都不要动，保持原来的样子，让新的书主能够感受到原来书主的勤勉和用心，就算是保存原貌吧。

    航满先生对胡同的评价，恰如其分：“读胡同的这些贩书日记，一是对淘旧书很长见识，其中隐藏着关乎文化、版本、人文、收藏等多种知识，又有京城文人和书友交际的情趣，侧面则是一家书店的成长史。而此可见贩书者也并非等闲之辈，长期浸润，日积月累，读书也非泛泛了。”